马德里不相信眼泪:联合国气候大会主要议题流产

时间:2020-03-07 来源:www.utprssa.com

原题:江湖小气候与大气候

来源:中国快报

文/余岚

马德里不要相信眼泪

古铁雷斯在担忧

尽管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一个全面的气候控制计划,但这种一战到底的想法显然过于焦虑。

我们不仅要协商《巴黎协定》第六条(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和增加强度的制度安排)的实施细则,还要评估2020年前的实施情况和强度。我们还应该对“华沙损失和损害国际机制”进行审查,并解决长期存在的气候基金问题。多目标和无重点的发展使谈判更加复杂。

但是施密特,这个没有经验的会议主席,埃斯皮诺萨,这个由于身体原因而无暇照顾他的执行秘书,美国,缺乏建设性的欧盟,巴西缺乏灵活性.需求的高度多样性和“老板”的缺乏导致马德里的江湖陷入僵局。

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在西班牙马德里结束。气候谈判的最长记录未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

尽管大会通过了“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等30多项决议,以多边主义推动气候谈判,但第《巴黎协定》条的关键实施细节尚未达成共识,碳交易机制也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主题的流产缩小了结果列表。这个有限的协议没有达到各方的期望。

意外,意外

事实上,这个结果并不意外。每年年底近200个国家的聚会只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景”还是“小年景”,谈判延期似乎是不确定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情。争议导致未能取得令各方满意的结果或留待下一年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然而,这是多边机制要求所有各方在通过相关决议之前达成协议,最终“大家都不满意,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结果。它看起来效率很低,但很难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和“极其平庸”这样的情感词汇来结束马德里气候会议似乎是不公平的。

让我们延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世界气候治理。

《巴黎协定》

的政治遗产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始终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其密切相关的财务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年来,气候谈判经常处于焦虑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共同责任”被过分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有选择地忽视。

当然,趋势也在变化,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遗留问题之一是,谈判结果的实现已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如《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渐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国家自主贡献)。

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仍然反映在目标、资金和技术中,但国家的作用及其有区别的责任正在减弱,非国家实体(如省、州和城市)的作用正在改善,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变化。

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的形成需要制度、规则和程序的全面建设,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整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模式似乎还不清楚,但多党治理应该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在美国从《京都议定书》退出后,反对派力量的影响力增加,气候领导力下降。

在多边机制中,达成协议需要共识。反对派力量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气候和河流中的攻击和防御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来促进“多边”不仅是一个与众不同的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从《巴黎协定》撤军,它已经加强了自己的反对力量和立场相似的国家的反对力量。它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此外,全球经济的下行压力和许多国家主要谈判者的变化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一个地球”的气候概念完全不同。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复苏对《巴黎协定》的实施造成了巨大阻力。

新的发展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实现发展和气候保护之间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的关键。

发展的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越来越突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非常迫切。发达国家的人们对福利损失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稳定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发展平稳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向是不一致的。

相反,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研究和判断。它的反应不同于一般的常规污染控制。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要充分考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改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发展新模式,以及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利用等一系列变化。与之兼容的。还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者的利益一致性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多重等式。立即发展的权利被置于放大镜下,而长期权利和利益被浓缩成遥远地平线上的几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诉求,而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两场比赛的激烈程度显然是不平等的。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它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相关,或者与相应的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没有脱钩。这种发展模式决定了,即使理论上有可能大幅减少排放,在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也不可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必须接管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工业,这些工业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而且污染相对严重。没有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就难以实现绿色发展。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以及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替代、能源安全和消费退化所引发的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和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和其他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们的需求,尤其是不断增长的发展需求。

解决重大问题需要政治意愿、前进、改革和创新,以及关注全局。但是最需要的可能是跳出气候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发展和保护,实现双赢,开创低碳能源转型和气候弹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确途径。

在讨论责任机制时,首先要解决参与者的利益,利益的平衡是落实责任的前提。

加强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距离”的愿景,而是“从现在开始”和“从我开始”的实际责任,发达国家应该带头。

如何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有效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民生

马德里气候会议结束了。江湖的气候依旧嘈杂。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要在气候的江湖中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野心、综合行动和合理机制的保证。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一个大江湖,也是一场关系到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局。

来自联合国气候大会官方网站的图片